本文阐释君主当如何依据民风而调整政策指出必先了解百姓疾苦而后

本文阐释君主当如何依据民风而调整政策。指出必先了解百姓疾苦，而后可以立法行政。在不同情况下，君主都必须有统治威权，从而根据时俗变化制定政策。最可贵者，文章明确提出“不慕古，不留今”的通变思想。

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万民不和，国家不安，失非在上，则过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诛杀不以理，重赋敛，得民财，急使令，罢民力，财竭则不能毋侵夺，力罢则不能毋堕倪(1)。民已侵夺堕倪，因以法随而诛之，则是诛罚重而乱愈起。夫民劳苦困不足，则简禁而轻罪，如此，则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变，则万民无所托其命。今人主轻刑政，宽百姓，薄赋敛，缓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从制，饰智任诈，负力而争，则是过在下。过在下，人君不廉而变(2)，则暴人不胜，邪乱不止。暴人不胜，邪乱不止，则君人者势伤而威日衰矣。

(1)罢：同“疲”，疲惫。倪：怠慢。

(2)廉：察。

古代想要匡正世务、调理天下的人，一定会先了解国政，审核国务，观察民俗，探究治乱的根源，明确得失之所在，然后才着手工作。因此法度建立，政令才能施行。民众不和谐，国家不安定，过失不在君主，就在下面。假使君主倒行逆施而不循正道，诛杀百姓却不依法理，加重赋税，搜刮民财，急于发出政令，疲困民力，这样一来，民财枯竭就不免发生侵夺，民力疲困就不免怠惰轻慢。民众已经到了互相侵夺、怠惰轻慢的地步，再用刑法来惩戒，那么刑法越重而祸乱越起。人民陷于劳苦穷困，就会无视禁令轻视罪行，那么这种情况是过错在君主。过在君主而君主又不悔改，万民就不能指望安身立命。假如君主本来就轻刑简政，宽待百姓，薄赋轻徭，缓于使令，而人民却放纵行私，不听节制，巧取豪夺，暴力相争，那么过失就在下面了。过在下面而君主不能明察纠正，那就会暴力不断，邪乱不止。暴力不断，邪乱不止，那么统治民众的君主，其权势就将受到伤害，其权威也就一天天下降了。

故为人君者，莫贵于胜。所谓胜者，法立令行之谓胜。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法不繁匿，万民敦悫(1)，反本而俭力。故赏必足以使，威必足以胜，然后下从。故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夫民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圣人设厚赏，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赏薄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设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则民不尽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则邪人不止。是故陈法出令而民不从。故赏不足劝，则士民不为用；刑罚不足畏，则暴人轻犯禁。民者，服于威杀然后从，见利然后用，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静者也。

(1)敦悫（què）：敦厚纯朴。悫，质朴。

因此作为君主，最宝贵的莫过于胜。所谓胜，就是法度屹立，政令通行，这就能统御一切。法度屹立，政令通行，群臣就守法尽职，百官就有规则秩序。法度不许奸邪滋长，万民就会敦厚朴实，安心农事而俭朴勤劳。所以行赏一定要起到激励的作用，立威一定要起到制服的作用，然后下面才会服从统治。古代的所谓明君，并非只有一人。他们设下赏赐的时候，有薄有厚，立定禁令的时候，也有轻有重，事情都不尽相同，但也不是故意相反，这些都是根据当时的实际而有所变化，依据当时的习俗而更易的。民众躁动，行为险僻，那么行赏不可以不厚，立禁不可以不重。所以圣人设重赏，并非奢侈；立下重禁，也并非残暴。赏薄则人们都不以为利，禁轻则奸邪的人无所畏惧。设立人们不以为利的奖赏，而想要人们出力，那么人们自然不会尽力；规定人们不以为惧的刑罚，而要禁止奸人作恶，那么奸邪自然不会停止。这样颁布法令，人们不会听从。所以，行赏不足以激励人，士民就不会为君主出力；刑罚不足以使人畏惧，坏人就会轻易地违法犯罪。人们总是畏于威杀然后才服从，得到实惠然后才听用，被统治然后才趋于规范，安居乐业然后才平静无事。

夫盗贼不胜(1)，邪乱不止，强劫弱，众暴寡，此天下之所忧、万民之所患也。忧患不除，则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则民望绝于上矣。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者，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务一也。夫民贪行躁，而诛罚轻，罪过不发，则是长淫乱而便邪僻也。有爱人之心，而实合于伤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盗贼不胜则良民危，法禁不立则奸邪繁。故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制民急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葆。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故其位齐也(2)，不慕古，不留今(3)，与时变，与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贵于胜(4)。胜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后下从；下从，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体从，则不可以礼义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