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治国平天下之道

本章是《大学》的最后一章，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首先，提出“矩之道”，即君子的言行要有道德规范，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其实所谓矩之道，就是度己度人之道，和前面提到过的“恕道”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论语》中强调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将心比己，是消极的推己度人之道，那么矩之道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己之所欲，使之于人，是积极的推己度人，重在强调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正如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君主的道德好比风，平民百姓的言行表现像草，风吹在草上，草一定顺着风的方向倒。正所谓上行下效，君主如果具备仁义孝慈的美德，那么天下就太平了。

其次，引用《诗经》的三首诗说明民心的重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君主要有仁爱之心，要从民所欲，做到与百姓同好恶，共甘苦，能体察民情，公正无私，才无愧为民之父母。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周朝之兴，在于顺天命得民心，殷之亡国，在于逆天命而失民心。民心向背，实为得国与失国的分水岭。但纵观历史，却往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所以才会有王朝的更迭，当政者“为天下僇”。

接着，以德行与财货对比，指出治国有本末之别，德行为本，财货为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本末倒置。治国应以德为本，以财为末，实行德治。若外本内末，则民心涣散，国家不安。这种重精神而轻物质、崇德而抑财的倾向影响巨大，中国古代一直将商人列为四民之末，备受歧视。正因为“德本财末”，德行对于治国平天下有摆在首位的重要作用，所以就牵涉到用人的问题。首先君主要以德服人，以德行举荐、任用贤人。至于如何确定一个人是否可以重用的标准，仍然是品德第一，才能第二。一个人即使没有什么才能，但只要心胸宽广有容人之量，“宰相肚里能撑船”，便可以重用。相反，即使你非常有才能，但如果你嫉贤妒能，容不得人，也是危害无穷，不能任用的。国君用人要以德为主，方能争取民心，安定天下。

阐述了“为政以德”的政治原则后，最后论述治国平天下的经济原则，发展生产，节约开支。进而论及利与义的关系，也就是如何对待财富，《大学》中列举仁者和不仁者两种态度：仁者散财聚民，可以治天下，即“以财发身”，如列夫·托尔斯泰那样，解散农奴，实行自身禁欲，以实现良心与道德的自我完善；不仁者凭借手中权力，聚敛财富，搜刮民财，必致遭受灾祸，如历史上的无数贪官，不惜铤而走险，贪赃枉法，最后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上述其实是从不同方面阐述了儒家的治国平天下之道，即德行为本。在《大学》中，无论是对君主的要求、民心的重要等大的方面，还是如何评价和使用人才以及如何对待财富等具体方面，都强调以德为本，总的来说就是强调“以德治国”。儒家认为，仅仅依靠法律和刑罚不能从根本上达到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的目的，还要重视道德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可以说，强调以德治国是儒家政治和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儒家片面地强调“德治”的重要性，过分夸大了伦理道德的作用，以至于忽略了法治的重要性。因为没有法治提供制度保障的话，只是一味地强调“以德治国”，往往会陷入“人治”的泥潭。我们现在也提倡以德治国，其实是中国的“德治”传统的继承和扬弃，即把德治和法治结合起来，法治可以为德治提供制度保障，避免出现“人治”。现在的德治应该侧重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的作用，强调选拔干部必须德才兼备，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应当以身作则、注意发挥示范在“德治”等方面的带头作用。

读史致用

周公治国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的同胞弟弟。因为他的封地在周，即现在陕西岐山，所以被称为周公。周公是西周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曾经辅佐周武王东征，帮助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治国，治礼作乐，被认为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创始人。中国古代儒家尤其是孔子十分推崇周公，曾经称赞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孔子晚年时，经常感慨：“其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由于孔子的推崇，周公被尊称为“元圣”，是儒家最尊崇的古代圣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