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阐释君主当如何依据民风而调整政策。指出必先了解百姓疾苦，而后可以立法行政。在不同情况下，君主都必须有统治威权，从而根据时俗变化制定政策。最可贵者，文章明确提出“不慕古，不留今”的通变思想。

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万民不和，国家不安，失非在上，则过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诛杀不以理，重赋敛，得民财，急使令，罢民力，财竭则不能毋侵夺，力罢则不能毋堕倪(1)。民已侵夺堕倪，因以法随而诛之，则是诛罚重而乱愈起。夫民劳苦困不足，则简禁而轻罪，如此，则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变，则万民无所托其命。今人主轻刑政，宽百姓，薄赋敛，缓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从制，饰智任诈，负力而争，则是过在下。过在下，人君不廉而变(2)，则暴人不胜，邪乱不止。暴人不胜，邪乱不止，则君人者势伤而威日衰矣。

(1)罢：同“疲”，疲惫。倪：怠慢。

(2)廉：察。

古代想要匡正世务、调理天下的人，一定会先了解国政，审核国务，观察民俗，探究治乱的根源，明确得失之所在，然后才着手工作。因此法度建立，政令才能施行。民众不和谐，国家不安定，过失不在君主，就在下面。假使君主倒行逆施而不循正道，诛杀百姓却不依法理，加重赋税，搜刮民财，急于发出政令，疲困民力，这样一来，民财枯竭就不免发生侵夺，民力疲困就不免怠惰轻慢。民众已经到了互相侵夺、怠惰轻慢的地步，再用刑法来惩戒，那么刑法越重而祸乱越起。人民陷于劳苦穷困，就会无视禁令轻视罪行，那么这种情况是过错在君主。过在君主而君主又不悔改，万民就不能指望安身立命。假如君主本来就轻刑简政，宽待百姓，薄赋轻徭，缓于使令，而人民却放纵行私，不听节制，巧取豪夺，暴力相争，那么过失就在下面了。过在下面而君主不能明察纠正，那就会暴力不断，邪乱不止。暴力不断，邪乱不止，那么统治民众的君主，其权势就将受到伤害，其权威也就一天天下降了。

故为人君者，莫贵于胜。所谓胜者，法立令行之谓胜。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法不繁匿，万民敦悫(1)，反本而俭力。故赏必足以使，威必足以胜，然后下从。故古之所谓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设赏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轻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随时而变，因俗而动。夫民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圣人设厚赏，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赏薄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设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则民不尽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则邪人不止。是故陈法出令而民不从。故赏不足劝，则士民不为用；刑罚不足畏，则暴人轻犯禁。民者，服于威杀然后从，见利然后用，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静者也。

(1)敦悫（què）：敦厚纯朴。悫，质朴。

因此作为君主，最宝贵的莫过于胜。所谓胜，就是法度屹立，政令通行，这就能统御一切。法度屹立，政令通行，群臣就守法尽职，百官就有规则秩序。法度不许奸邪滋长，万民就会敦厚朴实，安心农事而俭朴勤劳。所以行赏一定要起到激励的作用，立威一定要起到制服的作用，然后下面才会服从统治。古代的所谓明君，并非只有一人。他们设下赏赐的时候，有薄有厚，立定禁令的时候，也有轻有重，事情都不尽相同，但也不是故意相反，这些都是根据当时的实际而有所变化，依据当时的习俗而更易的。民众躁动，行为险僻，那么行赏不可以不厚，立禁不可以不重。所以圣人设重赏，并非奢侈；立下重禁，也并非残暴。赏薄则人们都不以为利，禁轻则奸邪的人无所畏惧。设立人们不以为利的奖赏，而想要人们出力，那么人们自然不会尽力；规定人们不以为惧的刑罚，而要禁止奸人作恶，那么奸邪自然不会停止。这样颁布法令，人们不会听从。所以，行赏不足以激励人，士民就不会为君主出力；刑罚不足以使人畏惧，坏人就会轻易地违法犯罪。人们总是畏于威杀然后才服从，得到实惠然后才听用，被统治然后才趋于规范，安居乐业然后才平静无事。

夫盗贼不胜(1)，邪乱不止，强劫弱，众暴寡，此天下之所忧、万民之所患也。忧患不除，则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则民望绝于上矣。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显于后世者，以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务一也。夫民贪行躁，而诛罚轻，罪过不发，则是长淫乱而便邪僻也。有爱人之心，而实合于伤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盗贼不胜则良民危，法禁不立则奸邪繁。故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制民急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葆。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故其位齐也(2)，不慕古，不留今(3)，与时变，与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贵于胜(4)。胜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后下从；下从，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体从，则不可以礼义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