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的人，《老子》是战国时代的书。主此说者如清代汪中《老子考异》、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罗根泽《诸子考索·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范文澜《中国通史》等。

一说认为，老聃当在杨朱、宋钘之后，成书在秦汉之间。主此说者如顾颉刚《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等。

一说认为，老聃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博大真人，《老子》成书于庄周、宋钘之后，可能出于詹何之手。主此说者如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老子杂辨》、《庄老通辨》等。

以上诸家，众说纷纭，各有道理，令人深思。如果折中而言，笔者认为，撰写《老子》的作者是战国时期周太史儋，《老子》成书于《论语》、《墨子》、《孟子》之后，《庄子》《荀子》、《韩非子》之前。

在诸侯争霸、社会动荡、矛盾尖锐、民不聊生的春秋战国时期，活跃着许多思想流派，号称“百家争鸣”。其中有一些哲人，精通事理、练达人生、博通古今、见识卓越，洞察祸福之机，深明成败之道，对国家、社会、历史、人事有着深刻的分析和理解，他们认识到生命的珍贵和人生的价值，认为只有远离现实社会，不受外物诱惑，才能维护和保全自己的清白品德、高洁人格和纯朴天性。于是，他们或主动或被迫地逃避尘世生活，有的躬耕垄亩，自食其力；有的寄情山水，友风子雨；有的甚至出入庙堂，却大隐于市……总之，对现行制度和当朝权贵采取一种回避的、不合作的、甚至批判的态度，这就是历史上隐逸之士产生的由来。尧时的许由、巢父，周时的伯夷、叔齐就是早期的代表，所以，早在《周易》中就反映出隐逸思想（比如《遁卦》）。《论语》中多次记载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隐者，对热衷入世进取的孔子师徒讽刺、挖苦、奚落乃至斥责。钱穆认为，斥责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隐者荷蓧丈人就是老莱子，并非没有道理。（见《先秦诸子系年·老子杂辨》）所以，后来庄子说：

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返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庄子·缮性》）

隐逸之士既然避世存身，韬晦自保，寄情山水，崇尚自然，因此，探索天道自然的法则和规律，并以之反观比照污浊的现实社会，就能够比较冷静地认识和批判社会弊病，揭示矛盾根源，并以天道自然为法式，提出疗治社会的主张，进而挑战传统，否定君权，从而，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贵生存身为核心的道家思想理论体系。

任何一种思想学说，都是由粗到精，由疏到密，有一个生成发展、继往开来的历史过程，道家思想也不例外。既然如此，根据学术思想发展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脉络，考察老子其人其书，是完全可行的。

（一）杨朱、老子、庄子是先秦道家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阶段。杨朱最早对隐逸思想进行了初步总结，提出“贵生”，“为己”，“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主张“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可以说是道家思想学说的先驱。老子则进一步明确提出“道”的哲学观念，以自然天道反观社会人道，主张贵身爱身，贵柔不争，俭啬谦下，绝圣弃智，小国寡民，无为无不为，可以说是对杨朱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后来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养亲、尽年，坚持恬淡、寂寞、虚静、无为，向往齐同、物化、坐忘、全真的境界，期盼“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至德之世”，即原始自然的纯朴生活，从而把道家学说推向理论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