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长期征战和兼并，到战国时便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对峙的局面。各地新生产关系的代表者——地主阶级先后取代奴隶主阶级掌握政权，生产关系的变化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农业、手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各地、各诸侯国之间开辟了广阔的商路，开展了广泛的商品交流活动。借此大好时机，不仅各地商人，甚至“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宝之君”也都投入到了商业的经营活动中，出现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盛况。商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一些大的商人应运而生。由经营致富的，上自贵族，下至庶民，其中有几位赫赫有名的大商人，成为炙手可热的时代骄子。范蠡，原是越王勾践的大夫，帮助越王治理国政。后来他弃官经商，来到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商业中心陶(定陶，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在这里，他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结果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为巨富，当时人称他为“陶朱公”。白圭，又是一位与范蠡齐名的大商人，在商业经营中有一套自己的经营思想，归纳起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他在经营商业中讲究用计谋，行动还要果断，在总结前人经商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经商原则，很快成为商人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商业思想和原则也被后世商人所认可，故《史记》称“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子贡，是出生在卫国的一位大商人，他先在鲁国、卫国做官，后来就学于孔子。他经商主要是搞长途贩运，驾御成队的马车，转贩于各国，最后“家累千金”。子贡经商最大的特点是“不受命于官”，完全以个人的财力“市贱鬻贵”，成为自由商人的代表。他在当时很受人尊重，就连各国的国君都以上客之礼来款待他。以上谈到的是几位大商人的代表。另外，还有大量的中小商人，这些人或肩挑背负，或自产自销，或坐市守列，或零贩零售。总之，在这一时期里，人们把经商作为一种发财之道，社会上出现了一个经商的热潮，在人们的头脑中也认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因此，弃官、弃学经商，甚至弃农经商的社会现象非常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自由商人出现了，这些商人靠着贱买贵卖和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同时他们又受到官府的保护，所以大量的商业资本在他们手中积聚起来，有了财富，他们可以左右和控制当时的经济，甚至通过经济手段又控制着统治者的政治决策。因此，在春秋战国时代，商人们经济上有实力，社会上有地位，政治上亦不受歧视，度过了他们最美好、最辉煌的时代。
低贱的社会地位
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业与农业间、商人与新兴的地主阶级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春秋战国时期庞大的商人资本和社会势力，经济上可以“与王者埒富”；政治上“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生活上有“田池射猎之乐，拟之人君”。这些都对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利益造成侵害，对其正在形成和巩固中的统治地位形成威胁，引起了地主阶级强烈的不满，因此，从战国后期开始，情况出现了新的变化。在魏国，李悝为相时，首先提出了要“尽地力之教”，即大力开垦荒地，充分利用地力，发展农业。在他提出的主张和国家政策的实施中，带有极为明显的重农倾向。后来商鞅在秦国辅政，继承了李悝的重农思想，提出了“耕战”政策，同时又开始采取了抑制商业发展的措施，因为在他看来，农与商是一对矛盾，农民们在向国家承担赋税、徭役之外，还要受商人极大的剥削，商人们以不等价交换、高利贷盘剥和囤积居奇、买贱鬻贵等各种手段，来“牟农夫之利”，加速了农民的贫困化。因此，要发展农业，必须抑制商业。为此，他在秦国实行变法，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农抑商政策，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身份上限制从事商业的人数，对商人及其家庭成员增加劳役负担；二是从经营上限制商人经营商品的范围，如由国家独占山泽之利，实行盐铁专卖，粮食的买卖也由国家来管制；三是重征商税，即“重关市之赋”。这样便使国家控制住了商业大权，扼制了商人势力的膨胀。秦统一六国之后；继续奉行重农抑商政策，秦始皇在建立秦王朝之后不久便在琅琊石刻碑文中明确书写了八个大字：“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就是要举农业、抑商业，使从事农业者富裕起来。在统一战争过程中，每征服一国，便迫使当地商人离开本乡，令其迁往外地。统一全国后，又“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其财产的大部分被公家没收。汉承秦制，在抑商方面，汉王朝在制定的措施、办法方面更臻完备，推选的手段更加强硬，态度更加坚决。汉高祖的时候，曾下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毋得操兵，乘骑马”，“不得衣丝乘车”，并“重租税以困辱之”。到汉武帝时，对商人的限制更为严厉，在盐铁经营上，继续实行官营政策，从生产到销售都由国家垄断；颁布“算缗令”，即向商人和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在这项政策的推行过程中，曾一度遭到豪富商贾的抵制，汉武帝又采用强硬手段，实行“告缗”，由杨可主持此事，在全国展开。所谓“告缗”；就是对隐匿财产不报，或报而不实的，没收其财产，并奖励告发者，查实后给予所没收财产的一半。在杨可的主持下，使者到各地稽查，于是便出现了“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的情况，所没收的财产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地大县有数百顷，小县也有百余顷，中等以上的商贾大批破产。
秦汉两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使商人一改春秋战国时期的状况，由巅峰一下子跌入低谷，商人处境十分窘迫。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无不奉行由秦汉所开创的抑商之举，把这种具有中国封建社会特色的经济行为和具有极大社会影响的大政方针贯彻封建社会的始终。
强大的经济实力
秦汉之后，商人没有了政治地位。但是，大家知道商业是国民经济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行业，不管政府重视与否，它都要存在并发展，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上，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代政府虽都采取对商业的抑制甚至是打击的政策，但商业仍没有停滞发展，商人作为这一行业的操持者，一直顽强地生存下来，这是因为社会的需要。有这样一个行业，有这样一批人生存于社会，它必然地、无时无刻地要参与社会活动，成为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从秦汉、隋唐、宋元到明清，商业在经济领域发挥的作用，商人在社会范围内异常的活跃程度都是不可低估的。
历代王朝都曾制定出了多多少少、不同程度的“重农抑商”政策并予以实施，历来的方针，使人们对商业和商人愈加轻视，在政治领域，商人完全是被排挤在外的，不仅如此，其地位还很低下，常常被当作“贱民”来看待，但是，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随着封建社会内部新经济成份的不断出现，商人们用各种手段，通过各种途径，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的富有程度，常常用“富可敌国”来形容。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商人们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参与政治，涉足各种社会活动，组织起代表本阶层利益的社团，成为能左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大的势力。这股势力，在政治上、社会上，在经济领域甚至文化领域都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在整个封建社会，除皇室以外，最富有的人就是商人，有时甚至连皇帝也自叹在财富的占有上不如商人。唐朝的时候，在京城有一位巨商叫王元宝，他非常的富有，富到什么程度呢？据说他以金银为壁，用钱铺地。唐朝的玄宗皇帝深有感触地说：“至富可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故见耳。”清朝的时候，盐商的势力非常的大，通过做盐的买卖都发了大财，特别是经营淮盐的盐商们，他们集中居住在淮盐的中心地——扬州。在扬州，商人们极尽奢侈之能事，对此，清朝的世宗皇帝说过这样一段话：“夫节俭之风，贵行于闾里，而奢靡之习，莫甚于商人。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为尤甚。”这种豪华的生活，不是一般的有钱人能做得到的；这样的排场也许连皇帝也很难做到。无怪乎清高宗乾隆皇帝感叹地说：“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向地主阶级的转化
